陳宏謀是桂林橫山村人，在清朝雍正乾隆年間為官四十余年。歸納一下他的經(jīng)歷，可謂清代絕無僅有。
一是從縣令一直當?shù)綎|閣大學士，他是一級級升遷的，沒有坐過“直升飛機”，從七品芝麻官升到一品官，平均每升一級約四到五年，這在清朝并不多見。
二是他當過翰林院檢討、吏部郎中、御史、知府、鹽道、布政司、按察使等職;當過八省巡撫;當過總督和兵部、吏部尚書，病逝前幾年官至東閣大學士，可謂為官頗有點“萬金油”，這也是歷代官員中不多的。
三是他任職的地方多，有十二個省，他1733年外派至1763年回京，外派達三十年，所見所聞非常豐富。
四是他乃一介窮官，官當?shù)么�，錢財不多，而且唯一一個兒子也因病夭折，后接納他叔伯兄弟的兒子為子，三元及第的陳繼昌，并非陳宏謀的直系重孫。看看其橫山村的故居，不像是朝廷為官四十八年的居所。
陳宏謀不像其他官員除了收稅外便是飲酒作詩，所以他不像大學問家，他留下最著名的《五種遺規(guī)》也是一本編輯他人言論的書，但是，正是《五種遺規(guī)》記錄了中國優(yōu)秀的傳統(tǒng)文化，五種遺規(guī)是五本書，其中《從政遺規(guī)》和《在官法戒錄》記錄的是從政官德，屬于古代廉政文化范疇;《教女遺規(guī)》《訓俗遺規(guī)》《養(yǎng)正遺規(guī)》則屬于道德修養(yǎng)和移風易俗方面的事例，屬于百姓教化范疇。我很推崇《五種遺規(guī)》，其中尤以《從政遺規(guī)》值得當下細讀。對陳宏謀，我概括了他一生的幾個特點。
第一，他是“乾隆盛世”中的“消防隊員”。滿清入主中原，到康熙時代完成了統(tǒng)一大業(yè)，所謂“盛世”也即由此生發(fā)，但在康熙時代，滿清已隱藏了派系矛盾，首先是滿族中的皇族，王爺多如牛毛，為維護皇族利益便自成體系;其次是所謂有戰(zhàn)功的掌握兵權(quán)的武官;再次是漢人官僚。這些派系的根本目的是爭權(quán)奪利，京城中皇帝身邊的人尚且如此，全國各地的官員從縣太爺?shù)窖矒嵋簿退较仑澪�、弄虛作假、謊報政績、買官賣官，無所不用其極，地方官員中荒疏政事，只管收稅納糧，腐敗已經(jīng)深深隱藏于社會之中。嘉慶皇帝即位后查辦了和珅，和珅所貪污錢財大大超過了朝廷的庫存，人說“和珅倒，嘉慶飽”，在“乾隆盛世”時代，全國各地民不聊生，自然災害頻發(fā)，貪污腐敗盛行，且有地方大員在爭權(quán)奪利中的反叛之心，乾隆每遇此等頭痛之事便派陳宏謀充當“消防隊員”，陳宏謀對“乾隆盛世”暗藏腐敗墮落現(xiàn)象是了解的，所以他力求廉潔從政。
第二，陳宏謀在《從政遺規(guī)·序》中說自己“迨入仕途官場，事宜尤未嫻，習臨民治事，茫無所措，未優(yōu)而仕，不學制錦，心竊憂之，然平時偶有得于圣賢之緒論，合之今時情事，多所切中此心，稍有把握，措之事為幸，免隕越不至，如夜行者之倀倀，何之乃益，悔前此之鮮學，而古訓之不可一日離也。”“方今民生蕃庶，待治方殷，圣天子本躬行心得之余，布范世諴民之政，有司牧之責者益當從根本上講求教養(yǎng)之方，為民生久遠之計。若僅以因循陋習了官場之故套，何以上副圣訓何以下符民望”，陳宏謀說得非常明白，“若僅以因循陋習了官場之故套，何以上副圣訓何以下符民望”，他通過前人的“廉政遺訓”來醫(yī)后人之病，使有良心的官員得以警醒。
第三，《五種遺規(guī)》影響很大，相距近百年之后的曾國藩有一本《曾國藩家書》，被后人稱為家教的典范，實際上曾國藩受《五種遺規(guī)》的影響很深，對陳宏謀也是推崇備至。陳宏謀一生所做之事并不轟轟烈烈，但扎扎實實，無非是與百姓打成一片，興修水利，移風易俗，提倡官員廉潔，其政績起潛移默化的作用。反觀曾國藩，鎮(zhèn)壓太平天國轟轟烈烈，清朝江山已面臨動搖，所以曾國藩為朝廷所重的背景不同，雖然陳宏謀也當過“消防隊員”，但面對的只是小難小災，乾隆自負無危機感，所以陳宏謀的影響力也被湮沒。
第四，陳宏謀的《從政遺規(guī)》是歷代以來內(nèi)容最豐富的一本官員為政應遵循的官德書，其所記錄的為政言論，都是歷代官員自身的體會，且官不論大小，其為政的言行一致都在選錄之列，這與歷代編的“名人語錄”大不一樣，是很值得肯定的，因為廉政文化是廉潔官員自己行為的升華，它與官員的行為緊密相連，不可能脫離官員的踐行來憑空塑造廉政文化。
從陳宏謀的一生，可以發(fā)現(xiàn)他是在封建社會中少有的“廉潔勤政”的官員，而且，歷史官員把官德和廉政文化作為研究對象的也不多。近幾年來，研究陳宏謀的人開始多起來了，據(jù)我在知網(wǎng)以“陳宏謀”三字檢索，公開發(fā)表的文也就是120多篇，其中還有不少文章只是提到陳宏謀，而非專門研究陳宏謀。
陳宏謀的性格，也反映了歷代桂林籍名人之特點，為官者清官多，做學問的勤奮者多，這也是桂林地方文化的一大特色。
